《史记》货殖列传篇，谚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字面意思是有身份、地位的人不会死于闹市，现今引申为拿钱买命，以利行贿。比如云南孙某某案，不能多说……反正从古至今莫不如此。后一句基本上人人知道，天下的人都为利益奔波，不同的是有人为生存，有人为权、钱、色。

所以也从中得出结论：只要不是神经病，人类的一切行为都和利益相关。只要知道最终的利益点，那一切阴谋诡计都有迹可循。

知道那些从东面来的人想要什么，那如山般的弹劾也就可以无视了。虽然可以不当回事可不处理也不行，不处理只会让矛盾越来越大。最终连朱慈烺也压制不住。因为这群人并不是孤单的个例，他们身后还有各种利益集团，不趁他们还因利益不同而没结合在一起各个击破，等他们妥协勾结后，朱慈烺只能选择武力镇压了。

为什么这么说，这是有先例可寻的。万历年间随着张居正的死亡，反攻倒算也跟着到来，一条鞭法也跟着废除。万历帝见国库日益枯竭就想着提高商税。结果可想而知，满朝的大臣只有真正为国考虑的同意，基本上一边倒的反对，其中东林党就是急先锋。

在这里不得不谈谈东林党的来源。万历二十一年，吏部文选司郎中（掌管官吏班秩迁升、改调等事务）顾宪成会同推荐选任内阁大学士，可顾宪成所提名的人都是万历帝厌恶的。再加上他以前的上疏也触怒过万历帝，所以第二年，顾宪成就被被削去官籍，革职回家了。

当时的风气是告老也好，罢官也罢全都以教书育人为业。所以顾宪成同弟弟顾允成倡议修复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响应的还有辞官的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叶茂才等，这些人有的是和顾宪成一样触怒万历帝被罢官的，有的是看不惯官场风气自己辞官的。这样一来书院就渐渐变成官场失意人士的大本营。

那时候正处于明末，社会各阶层矛盾日益激化。东林书院借讲学之际讽议朝政、评论官吏，他们要求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反对权贵贪纵枉法，最重要的是反对宦官专权干政。

这些针砭时政的主张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同时也遭到宦官及其依附势力的激烈反对。这些东林书院的人以及支持者被笼统的称为东林党。

办学肯定需要资金，凭那些不得志的官员出资和收来的学费肯定不行，那怎么办？捐献呗，江南有的是富商。就这样东林书院渐渐变成了大商人集团的利益代言人。

他们在以前政治主张的基础上加上了竭力反对增加税赋特别是商税，反对皇帝派遣的矿监、税使，要求重视农业、工商业、归政务于六部等等甚至也提出了加强辽东的军事力量防御建奴。

减轻百姓负担是好事，但明朝的税务已经是历史最低了，你怎么减？减了又如何增加国库的收入？没钱如何保持朝廷运转？如何加强军事力量？但这些他们提供不出解决的政策，只是负责喊口号。

万历后期，万历帝意识到税收下降国库入不敷出到了必须提高商税的时候了，他就派太监、税使下江南收税。这甚至得到了内阁的默许。关于内阁默许是打引号的，因为内阁只有苦逼的首辅叶向高一个人处理政务，他先后上疏百余次内阁增加人手并辞职，万历没搭理他。他甚至威胁万历帝，你再不添加人手我快累死了，别怪我挂冠而去，最后大明第二苦逼的首辅方从哲上任了。

太监、税使派出去了，你知道江南那边干出了什么事吗？在有心人的蛊惑下直接把太监、税使都打死了。并且朝中还议论汹汹矛头直指万历帝。面对满朝的反对，万历只好熄了提高商税、矿税的心思。

万历挂了后，长子朱常洛继位，这位泰昌帝不到一个月就因病误服药丸去世，这就是著名的红丸案。接着朱慈烺的大伯天启继位。

按理说朱常洛的帝位是东林党政斗胜利的结果，作为儿子也是最直接的受益人——天启是该论功行赏重用东林党的才对。但情况恰恰相反，天启吸取了万历的教训，看穿了东林党的面目，那就是口号喊得很响亮很高伟光，可不务实。光喊口号，没有具体的施政措施，毛用没有。

于是天启用了几年的时间培养出魏忠贤来打压当时风头正盛的东林党。魏忠贤得势后也没辜负天启帝的期望，迅速将东林党在朝中的势力连根拔起。并把文官压的死死的，丝毫不给东林党翻身的机会。也是那个时候，建奴被打得不要不要的，像条死狗一样连努尔哈赤也被弄死了。

可惜天启帝命短当了七年皇帝就死了，临死前还告诫崇祯帝不要杀魏忠贤，他是条好狗。崇祯可能误会这位哥哥的意思还以为哥哥念旧怎么的又或者是自认为自己能力挽狂澜又或者是被东林党的口号骗了。总之一上台就弄死了魏忠贤，东林党也彻底翻身顺便把崇祯帝坑了。

可能有很多人认为，死一个魏忠贤，再立一个魏忠贤就是，反正太监万万个，死一个补一个。

这样认为的人，那是你不了解崇祯时期的政治环境。东林党好不容易忽悠崇祯帝自废武功怎么可能让阉党势力咸鱼翻身来帮助皇权打压臣权？就算崇祯帝想扶持都扶持不起来了。

崇祯帝中后期就差连裤子都当了来补贴财政，难道他不知道提高商税可以缓解财政压力吗？他当然知道，可那时候没人敢去江南收税了，因为去了等于死。等全国范围内发生天灾后，崇祯更不敢派人去江南了。因为一旦江南乱起来，大明立即就亡了。

早期的东林党确实是为国为民请命的，他们的政治思想也是反对空幻虚无、谈空说玄，提倡求真务实、实学实用。也一举扭转的当时的士林风气对大明产生了积极的意义，但一条反对提高商税将一切都政治主张化为污影。没钱，你能怎么干？

东林党因为不是一个有固定章程和严密的组织，它完全是通过东林党人根据个人政治活动来表达政治态度和主张的，所以东林党最后一个大佬去世后，这个组织更加不堪，完全变味了。很多人说嘛嘛在行，干嘛嘛不行，退化成只知道争权夺利的政客。不过就连争权夺利都争不过。

当时朝廷因地域不同而产生了各个党派，如山东人的齐党，湖北人的楚党，安徽宣城人的宣党，江苏昆山的昆党，浙江人的浙党等等。

其中浙党的首领沈一贯、方从哲先后任内阁首辅，他们为了把持权位依附皇室、勋臣，结交宦官等势力大肆排斥其他官员，齐、楚、宣、昆等派系的官员也以攻击东林党为首务，东林党也不甘示弱也以抓对方施政的弊端为己任，大肆攻击其他党派并内部也分化成几个派系相互斗争这就是明末党争。

原历史，因南京被破，东林党大佬钱谦益等人投降，东林党已经不成气候了。永历帝时，党争继续，主要是以原东林党成员混着江浙的官员组成的吴党与湖广人组成的楚党政斗。

现在，为嘛朱慈烺视东林党为大敌，因为南京被破，东林党的精英几乎一股脑的来长沙了。

朱慈烺的班底是以广东人为主的，但他们知道朱慈烺不喜欢党争没想过成立党派排斥其他官员也因为人数少排斥不了其他官员，但是他们一旦被攻击排挤未必不会联合两广、两湖的官员形成党派。永历帝的楚、吴之争也未必不会上演。

因天下形势改变不得不重新考虑战略，首先必须守住汉中彻底封闭四川。贺珍部因提前反正且建奴主力被拖在襄阳，他因此也比历史提前四个月入川击败了广元三万余张献忠部，可他绝不是豪格的对手，趁豪格还未进入汉中。焦琏率郝摇旗、王进才、牛勇才等五万人携带所有的小炮以及炮弹过十堰、安康进入汉中防守。

朱慈烺相信秦良玉也会派人去广元防守并在剑门关派重兵。

襄阳就交给了高一功、李来亨，其中李来亨负责向北，攻南阳并以南阳为基地扫荡河南，这个任务很重，所以朱慈烺拨付给他五千火枪兵，所有的骑兵。襄阳留下五千火器兵、一千合格的炮兵并大炮五十门以及相应的炮弹。

八月二十一，朱慈烺带着新组建的皇家近卫师以及本部二万人和五千余俘虏返回荆州又留下一半的大炮，剩下的大炮和炮弹全运往武昌杨国威部。

在返回长沙的途中，朱慈烺接到秦良玉、沐天波的联名汇报，张献忠已经被围困在西充县不日即克，其手下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部被围在南充。秦翼明、李锦部率军北上广元汇合贺珍、孙守法入汉中防守。自此汉中兵力达近十万。

武昌杨国威、袁宗第，九江马进忠、刘体纯，南昌袁继咸、鹰潭秦拱明纷纷汇报，建奴南下主力已经兵临城下，长江北的建奴主将是济尔哈朗，九江主将是多铎，南昌、鹰潭一线是汉正蓝旗牛录额真陈锦。锦衣卫汇报进攻浙江和福建的是博多与原高杰手下李成栋。

建奴的分兵也让负责福建防守的郑成功、郭之奇松了一口气，他们原本派兵支援了浙江抗清组织。可海盗就是海盗，说一触即溃是假话，但真的是不堪一击。要不是郑成功极力约束，他们差点劫掠了浙江南部。

九月初四中午，朱慈烺的船队到达长沙，留守的大小官员全部出城迎接，但朱慈烺提前通知了沐兰兰与顾影不准她们出城，因为他要给所有的官员一个“惊喜”。朱慈烺没时间和那些文官磨叽，必须快刀斩乱麻压下去，等进入南京，战局稳定了再想办法处理这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