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夜的散热，火炕的热度明显降低。那些热量或许被拥挤的兄弟们的肉体吸收了进去，或许是随着黎明的凉爽气流顺着窗户飘去了野外。鸡鸭鹅过早地聚拢到院子里，从它们杂乱的叫声中完全可以判断出它们或在扑打着翅膀，舒展着夜晚在小棚子里面蜷缩着的压抑心情；或者发泄着由于一晚上的代谢所引发出来的饥饿的情绪。

这种叫声也唤起了睡梦中的人们。母亲年近七旬，觉自然没那么多便早早起来。二嫂自从嫁给了二哥进门柳家便操持起全家人洗衣做饭的事情。听到婆婆动身起来她也便穿衣起身开始张罗早饭，只是做什么怎样做当然还是要听这个婆婆母亲的。

提起母亲柳老太太，不仅在这个屯里享有盛名，就算是延伸到十里八村甚至整个公社，这柳家老太太也是有口皆碑。老太太胡氏民国时候生于辽西北镇县的一个大户人家，经媒人介绍与当时台安县柳氏家族的老公子成婚。那柳家在当地也是颇有名望，柳公子的父亲在台安县做小学校长，据说逢年过节县长都要带上人员和礼物到柳家登门看望。柳胡两家的结合也算门当户对。柳老太太共计生了八个儿女，其中夭折了两个。让她感觉失落的是其中夭折了一个女孩，那女孩天生聪明长相俊俏，本以为这女孩今后成为老太太的贴心闺女，没料到因当时生病注射药物过敏不幸死去。为此,柳老太太着实痛苦了一阵。

柳老太太跟随丈夫先是在台安县生活，解放后，因丈夫工作变动又举家迁往沈阳。丈夫在沈阳粮食部门做财务工作，柳老太太也在附近的一间化工厂做工，只是身下五个孩子嗷嗷待哺恰恰处于生长时候，维持一家的生计属实困难。

六十年代初期，为一家的生计考虑也算响应国家号召，夫妻二人决定自愿下放农村渴望解决温饱问题。下放第二年，柳文学不期而生。当时柳家唯一的女孩柳勇在沈阳读高中，没有随家里下放农村。大哥柳文春二哥柳文博下放后在当地读初中，三哥柳文泽在读小学，四哥柳文柏也才牙牙学语。下放后，柳家父亲一直身体不佳，肺心病导致气短，常年咳嗽。辽北农村寒冷的气候愈加促使父亲的病情加重，一九六七年元旦凌晨病故于县城医院。

父亲病故时，柳文学不到五岁，他并没有太多的记忆。模糊记得当时家里突然多了一些村民，炕上散落一些饼干。他只是顾着捡那些饼干贪婪地吃，边吃边望着那些出出进进的人，也看到母亲在不住声地哭泣，至于家里发生了什么事他并没有太大的感觉。

让他至今还抹不去的记忆是，在一个春天的早上，母亲带着他去山上挖野菜，忽然来到一座坟头，母亲扔下篮子趴在坟上号啕大哭起来。母亲的手胡乱地抓着泥土，全身抽搐着。望着母亲的失声痛哭和歇斯底里的状态，柳文学第一次明晰地感到那凸起的土堆里一定埋着他的父亲。他本能地也和母亲哭了起来，那种哭声回荡在山谷里是那么凄厉那么无助。他拼命地拉着母亲想让她尽快停止这种哭嚎，但母亲依旧死死地趴在坟上不肯起来。对于父亲的离去，柳文学只记住这两个场面。这也是他对父亲的所有记忆。

父亲的去世给柳家带来了更大的灾难。因为父亲在世时即便是下放到农村，父亲的工作单位每年也会按月给家里补助一些费用的。要知道，当时的几元钱对于处在农村的柳家来说可算是一笔可观的收入，那种收入足以维持一家的财米油盐。但随着父亲的去世，这种收入便也即刻停止。

面对每况愈下的家境，母亲硬是把二哥柳文博从学校拉了回来。从此，柳文博成为了柳家唯一的生产队劳动力，也堪称当时生产队里最小的一个社员。

对于母亲来说，她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她不能看着这个家垮下去，她要靠这种无奈的方式养活这些孩子，支撑起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庭。

对于她来说，虽然自己没有读过书不识字，但在家当姑娘的时候，家里总是请人来演戏和说书，嫁入柳家，公公又是小学校长，柳家人也都识文断字，在这种潜移默化之中她便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读书是有用的，孩子们若想出人头地，不读书是不可以的。

她还深知，这个家庭是有文化的家庭，也曾在城市生活，眼下绝不能不让她的孩子们读书，但现在必须先养活这个家，也必须有人做出牺牲放弃读书，从而让其他的孩子继续读书。

基于这样的朴素认识，柳老太太大胆而果断地让老二文博离开校园走进了社会。这自然是一种颇为无奈的决定，对于柳文博而言也是一种不公平的待遇。但柳文博当即决定听从母亲安排，毅然决然地扛起了锄头，只身迈进了火热的农村大地，为这个家庭背负起了担当的责任。

早饭是简单的。除了很稀的高粱米粥还有几块混合面的饼子，自家酱缸里腌制的咸菜还有昨晚没吃完的几样剩菜也一起端了上来。吃完了饭，母亲催促大哥柳文春和三哥柳文泽抓紧回县城上班。大哥柳文春临走还叮嘱文学不要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在屯子里别瞎逛游，没事还是多看看书。柳文学点头称是。

目送两个哥哥跨上自行车消逝在村头，柳文学站在家门口的路边发呆。他感觉这个假期属实太长，长得让他看不到头摸不到边际。他渴望快点结束这种无奈无聊甚至无望的时光，但今后的时光究竟是什么，他依旧茫然难以预测。先帮着家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吧，这或许是一种不错的选择。他转身朝院子里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