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粹中不可谓不老道，在见我并没有追究蔡京和王黼二人之际，便看出了我的心思，那就是要重新打通运河漕运，停止花石纲，重新起用之前备受好评的转运法。而我所想的这些，便通过他的长篇大论，用讲事实的方式说了出来，期间还搬出了太祖及太宗，这样便无懈可击，又同时能得到我的欢心而不得罪他们大臣。可谓是一举多得，抢了先机。

针对宇文粹中所言我亦是心里默认，其他大臣此时也是非常认同，都认为他的陈述既有事实也有先例，完全可行，就这样在大家的一致认同下，我便总结道：宇文爱卿所言极是，运河通畅确实身系大宋帝国之国运，朕意已决，着恢复运河分段运输法，取消直航法，另外商榷务废除盐钞，着在真州等地重新设置粮仓，朝廷拨款成立发运司，其具体人远后议，另外着花石纲项目至今日起全面停止，任何人不得再提恢复，一旦违者按叛国罪论处流放三千里。宣布圣意完毕，众位大臣都拱手行礼道：皇上圣明！

人们常称宋朝“积贫积弱”，可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那就是所谓“积贫”的大宋，又怎么能承担得起巨额的官员俸禄开支、巨额的军费开支？又怎么能在“澶渊之盟”后，每年拿出“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以及后来对西夏每年的“岁赐”银7.2万两、绢15.3万匹、茶3万斤呢？还有历代皇帝大兴土木工程的挥霍，要是说都是靠剥削人民那恐怕有失公平，其实背后是大宋强大的经济活力及历代大宋君主对搞钱的重视程度超越历代王朝君主所致，大宋在军事上虽然是一个弱国，但在经济上却是个当之无槐的强国，富国。

为了考验下王棣等人的经济基础知识，也为了进一步提升他们在众位朝臣中的影响力，我便点名道：王经略安抚使尔等对朝廷农业经济有何见解？也许是第一次在这么重要的场合被皇上点名，只见王棣身躯微微一怔，他也想不到此时皇上会点名，便略加思索后便回复道：启禀皇上，关于农业的发展，下官还是从前谈起。见我饶有兴趣的微笑点头，众大臣此时也将目光全部集中于他身上，王棣不愧为王安石的后世子孙，稍微调整下情绪便朗声继续说道：

我国古代的经济重心，早期是在黄河中下游平原，后期则转移到了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而其转折的关键时期，就发生在从五代骚乱事情。春秋战国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经济在全国可谓遥遥领先。当时农业已普遍推行了牛耕，土地基本上也得到了开发。在战国的《尚书.禹贡》中，把当时全国土地利用的情况分为九等，其中第一到第六等即雍、徐、青、豫、冀、兖六州，都集中在这一地区，特别是秦国所在的关中地区和齐国所在的山东半岛一带，经济相当发达。秦汉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司马迁在其《史记.货殖列传》中记日:“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二，然量其富什居其六”，而“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据统计，西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全国共有户1200多万，人口5900多万，垦田800多万顷，其中绝大多数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粮食生产也有明显的增长，汉初政府自黄河下游漕运至关中的粮食不过10万石，至前122年，已经增加到了600万石。反观当时的南方，除四川盆地西部之外，大多是地产广人稀，经济落后，生产技术原始粗放，经济发达导致政治和文化上的优势、两汉的三公九卿、儒林文苑人物，几乎都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南方则近乎空白。

但自魏晋以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经济开始逐渐呈现衰退趋势，而南方尤其是江南地区却日渐得到开发。这主要是由两方面的因素所造成的:一与自然条件有关。黄河流域地处温带，四季分明，平原广阔，土质疏松，南方地区气候湿润，雨量充沛，地多丘陵，土质坚实。上古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农业种植在黄河流域比起南方来不仅容易，而且更为必要，再加上黄河中下游地区当时的人口相对集中，所以这一地区首先成了我国古代的经济重心。然而我国南方的自然条件实际上要优于北方，南方的土地虽没有北方平坦，但丰富的水、热资源十分有利于发展种植业，在同样的生产力水平、同样多的劳动力和资本投人的情况下，南方可以得到更多的回报。而且，由于雨量丰沛，农作物很少会大面积歉收，灾荒的出现率也明显少于北方。

二与人口的迁徙有关。北方是我国古代的政治中心，无论是统治者内部的战争，还是农民战争，北方大多是主要战场。更重要的是，北方地区与我国西北地区接近，又成为骑马民族南侵、中原主朝抵抗的主战场。魏晋以来，黄河流城连年战乱不断，这一方面造成了这一地区的社会生产遭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另一方面也迫使大量中原地区的百姓向东南逃难。大量人口的南迁，还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加上南方优越的自然条件，所以南方的经济自魏晋开始出现飞跃。而中国封建时代二次大的人口南迁浪潮，西晋末的“永嘉之乱”、唐中期的“安史之乱”导致了大量的人口迁往南方。

大宋帝国开朝后由于国内的政治统一，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个相对安定的环境，而“守内”政策又为进一步优化这个环境提供了有利条件。无论是农业、手工业，还是国内商业、对外贸易，大宋都有长足的发展。从唐代开始，我国南方的经济发展已领先于北方，到了我大宋，南方经济的持续发展就远远地超越了北方。当时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在东南，即长江三角洲、宁绍平原，那里的经济发展状况已经到了足以影响全国经济形势的地步。

本朝初年，流民四徙、土地荒芜，不要说边远地区，就是京畿四周方圆几千里范围内的土地，被开垦利用的也只占二三成。南方的情况较好，但也并非完全没有流民和抛荒地。为了稳定统治，增加税收，朝廷采取了一些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解决流民和荒地，是这些措施的核心。期间太祖、太宗两朝多次下诏，劝阻流徒、招集流民，奖励垦荒。

本朝之初，地方州县按传统做法，经常派人到乡村检查登记农民所开荒地，然后马上就对所有荒地征收赋税，严重伤害了农民的垦荒积极性，致使许多很容易开垦的荒地也长期无人开垦。太祖发现这个问题后，于乾德四年(966年)颁发了(《劝栽植开垦诏》：自今百姓有能广植桑枣、开垦荒地者，非令只纳旧租，永不通检。宣布对农民只征收熟耕地的赋税，垦荒地永远不检查登记征税，激发了农民的垦荒积极性。

农业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高低，是影响农业生产能是否迅速恢复、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开荒农民成为独立的自耕农，其生产积极性不但高于原先均田制下的附庸农民，也高于向地主租田耕种的佃农。农业生产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耕地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如果说，北方耕地的增加主要体现为垦荒，那么，南方主要就是开发圩田。圩田就是围田，是在江南滩涂上围出来的农田，早在唐代就已出现。最初是江南无地农民在无奈之中采用的垦荒方法，后来成为江南平原地区增加农田的主要途径，连国家也参与其中了(官圩)。

耕地质量提高的标志，是水田、灌溉地的增加。我朝是历代以来农田灌溉水利工程大发展的朝代，无论是渠堰的数量和规模，还是农田灌溉的面积，都远远超过前代主朝。对农田水利建设的重要性，朝廷一直有非常清醒的认识。

在水田建设方面，北方的自然条件没有南方好，但在认识到水田优越性的基础上，大家还是努力地进行了尝试。本朝初，河北水涝成灾，沧州节度副使何承矩上书建议因其势，大兴屯田，种稻以足食，当时许多人对此不以为然，但太宗表示支持，于年淳化四年(993年)任命其为制置河北缘边屯田使，让他带1800名镇兵到河北各州建设水田。第一年，水田建成了，种的水稻却因河北霜早而颗粒无收，第二年，他改种从江南引进的早稻（占城稻），终于获得成功。

至道元年(995年)，度支判官陈尧叟、梁鼎联名上书，指出搞好农业的关键，必在乎修垦田之制，建用水之法，并认为水田优于旱田，水田之制由人力，人力苟修，则地利可尽也，且虫灾之害又少于陆田，水田既修，其利兼备。太宗非常欣赏这份奏疏，迅速派出两名官员到各州考察水利建设之事。由此可见历代君主对农业的重视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