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第二轮扯皮，叶首辅同意在家赋闲的前吏部侍郎元师中即刻起复，并答应发起增补吏部左侍郎的廷推，吴越合手廷推，人选必然是赋闲在家的元师中。

元师中进京后，以他的威望，再加上署理吏部的权柄，就算吴党反悔，进入内阁也只在反掌之间。

越党这回算是白捡了个大便宜，作为回报许副宪答应推荐兵科给事中熊良遇挂监察御史衔巡察两浙盐政，并以钦差身份会同骆思公察办临安余杭两案。

当天中午午时，叶首辅连午饭都没顾得上吃，草拟了两封奏章再次送入宫内。一封是增补吏部左侍郎的提议，一封是举荐熊良遇担任浙江巡按御史的。

当天下午未初，督察院、兵部和首辅意见相同的奏章也送入宫内。

当天下午未正，宫内的圣旨就发了出来。

当天晚上，兵科给事中熊良遇打点行装，带着圣旨连夜出城赶往浙江。

帝国的最高权力机构展现了前所未有的效率。当然，这个效率是吴党以巨大牺牲换回来的。

问题不牺牲不行啊！万一骆思公不小心顺着张与哲这条藤摸出背后黄金白银的走向，那吴党受牵连的人就不是一个两个了。

相隔两千多里，在京的吴党掌控者们当然不知道骆思公被困住了。

骆思公事后又去查了十二年前萧山县关于吴家庄落户档案，档案中只备注了吴家庄是沿海倭乱流民迁入，具体每个人原来的户籍却只字未提。经手此事的前萧山县周县丞倒是官运亨通，已经升迁为南直隶宁国府通判了。

骆思公又亲自跑了趟宁国府。这位宁国府的周通判倒也坦诚，把整件事的原委告诉了骆思公。

当年吴家庄那片属于一户大地主家，这家与时任萧山知县有仇，就勾结倭寇攻入萧山县城灭了知县满门。

后来吴梅林主政浙江，查明了此案，按律将这家所有的男性或凌迟或处斩，所有的女性被赏给抗倭功臣为奴，所有的田地财产充公入官。

当时沿海因为倭乱产生大量流民，朝廷没有精力也没有能力全部遣返回乡，一般就选择重新编册就地安置。

当年萧山县按命令先安置了两批流民。还有一片地县里没权处置，数次呈文都被上面驳回来，就这么始终空置着。

直到之后两年，绍兴府突然同意将这片地拿出来安置流民。恰好此时有人找到负责此事的周县丞，请他帮忙安置一批流民。条件是安置的这批流民来历不许萧山县过问。

托周县丞办事的这个人是东南总督府的林经历。总督府的面子周县丞哪敢不给，只能老老实实照办。对于吴家庄那批人他确确实实一无所知。

周推官当了收了林经历的贿赂，事后不敢主动坦白此事。但是这事不重要。

一来，当年林经历的授贿手法非常巧妙，根本不担心被查出来，更何况事情已经过去十二年了。

二来，周本人现在担任宁国府推官，对大明律熟悉的很，算来算去自己顶多不过是增减文书之罪，以大明朝现在的官场风气，如果连这种事都要追究，那就没一个官员能跑掉了。

洛思看得出周推官没有说谎，也就是说官府纪录上的线索全部断了。那唯一一条可查线索就是经办的林经历。

说实话，洛思公对这条线索同样不抱希望。吴家庄的人都撤了，为老夫子还会留下这么明显的漏洞给他么。

不过，闲着也是闲着。骆思公还是去了查了趟林经历。

林经历早就辞官回家了。洛思公又去了趟林经历的老家，发现林经历及其直系亲属早就不知去向。林经历的远房亲戚告诉骆思公，林经历在杭州北门开了间脚行。

等骆思公找到林氏脚行时，附近邻居告诉他林氏脚行已经关门好多天了。骆思公破门而入，此地和吴家庄一样，没有留下任何一丝可供追寻的线索。

至此，线索全断！

圣旨还没下来，骆思公只能滞留杭州。闲来无事，他带着两个后辈微服去山阴拜会了卫余卫老夫子一次。

骆思公并不是去逼问口供的，皇上的旨意没下来，他现在连陆挽都动不了，更何况是卫夫子。骆思公只是出于尊敬和过往的交情，单纯的拜访而已。

其后，骆思公回到杭州，再也没有调动过官方力量，至于潜伏于杭州的锦衣卫暗桩有没有调动，外人就不得而知了。

五月二十八日下午，新任两淮巡盐御史熊良遇终于看见了杭州的城墙。

纵穿大半个中国，途经五十二个驿站，每天最少赶路六个时辰，熊良遇只花了不到十天时间到任了，这恐怕是大明朝建国以来，巡按御史到任的最快纪录了。

按照国家的法典，巡按出巡地方职责有：对印信、察卷宗、审刑狱、验田亩、清户口、巡视仓场、查算钱粮、讲读律令、惩治不法、表彰贤良等二十多项。

巡按出巡，明令公示的出行规范有：不得私下出行、随行不得超过典制、地方官不得迎来送往、不得接见闲杂人等、不得凌辱地方官员、不得以任何形式收受财物等三十项。

实际上，巡按是份十分苦逼的差事。因为国家托付给巡按御史的权力太大，所以对他们的要求和约束也会更多。所以国典有云：风宪之任至重。行止语默，须循理守法。若纤毫有违，则人人得而非议之。故所至州县、取假分毫之物、即自玷溷。在我无瑕，方可律人。

可惜，大明朝到了今天，连皇帝老子都不上朝了，所有对官员的约束都只存在于纸面而已。如今的官场上，巡按新到任，州县官会带着有所巴结的乡绅们越境相迎，分守、分巡兵道也会陪侍在侧，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等地方二三品大员也要亲自过门打个招呼混个脸熟。等安顿下来后，当地知府还要摆酒做东给御史巡按接风洗尘。

目前执掌浙江军政的高翼高巡抚为人清正廉明，所以浙江官场的风气还算好的。大家也没做的太过火，杭州城内的司道府县等官员在得到前方驿站传来的消息后，提前在武林门外迎候。

双方相见后，熊巡按下车与前来相迎的地方官员轮流见礼。熊巡按言辞举止看上去挺随和的，不过却非要坚持按照巡按出巡规范行事，接风洗尘的事情都被他严词拒绝了。

熊良遇是巡按，本来任务就是纠察地方百官的，他不同意谁还敢勉强他？

众官员只能口不应心的奉承几句按院奉公守正、廉能昭明之类，然后就散了。

众人都可以走，唯独两浙盐运使王东君走不了，因为熊按台挂的就是巡查两浙盐政的头衔，他本人就是熊按台的重点巡察对象。

熊巡按没给王运使上轿子的机会，直接把他拽到自己的马车之上，吩咐车夫加快赶往盐运司。

熊巡按为什么这么急？或者说吴党为什么急？这事要从帝国的盐政说起。

帝国盐政早期施行开中制。什么是开中制？这要慢慢讲起。

帝国的疆域太大，导致往边镇运送军需，耗费人力太多，运输损耗更是数倍于送达的粮草。因为商人本身就需要来往运送货物，所以太祖就许诺边境的商人，只要按照边镇要求的缴纳军需，就可以到产盐地兑换相应的食盐进行贩卖。例如：洪武三年，商人于大同仓入米一石，太原仓入米一石三斗，给淮盐一小引，也就是二百斤。

按照当时的市价，一石米进价一两银不到，二百斤食盐可卖到三四两银子。这一来一往就是数倍的利润。因为有厚利可图，边商们全都自发踊跃的支援边防建设。

国家每年会用粮食或钱钞从盐户手里收购全部的食盐。国家发引和商人对换军需的叫做正盐，正盐产量每个产区都有限额。超出限额的叫余盐，国家也会收购过来，储备起来作为未来的军需。

随着时间的推移，开中制盐政产生了很多问题。诸如，边镇官绅世家独占报中，商人要额外加钱才能拿到报中权；又如，朝廷和皇家为了敛财超额增发盐引，导致拿到盐引也无正盐可领；再如，盐产地产量超额过多，私人勾结官员私下贩卖余盐，导致市面盐价下降，就算领到盐可能也要亏本甚至卖不出去。

后来为了打击贩卖私盐，也为了兑现商人手中无法兑现的盐引，朝廷只能答应商人用钱收购盐户手里的余盐，以补官引。结果这种方式又产生了更多的问题。

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帝国盐政败坏矣！

盐政败坏之后，把控盐政的官员就有了很多以权敛财的手段。

比如，商人手里就算有盐引，能不能领到盐还是盐官们说了算，领不到盐，盐引就是废纸，更有甚者盐官会勾结豪绅故意不支盐，压迫商人低价卖出盐引。

再比如，产地多产的余盐，他们勾结豪绅，通过各种手段把余盐变成正盐，流入市场合法贩卖。盐产地生产多少食盐，最终是由盐官们说了算。

诸如此类的手段简直不胜枚举！

帝国正盐每年四亿七千万斤左右，余盐产量有多少没有任何一个人清楚，因为各产区对外都会绝对保密。产量大，销量同样大。这其中有多少利润连户部都估算不出来。

其实，算不出来也没关系，你只有看看两淮的盐商，就会知道这个国家最富有的是什么人。至于藏身盐政中的蛀虫们捞的应该不会比盐商们少。

不过，如果这些事情一旦被揭发出来，那就是杀头抄家的买卖。凡是涉及的官员恐怕最轻的也是革职吃板子。

这就是为什么这次吴党一定要让熊良遇挂巡盐御史头衔的原因。他来两浙最重要的事并不是查案，而是给张与哲擦屁股。而且，两浙盐政也是必须接手的，这么大块肥肉丢了太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