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丽丽左手拿着巴掌大的笔记本，右手握住一支圆珠笔抵着下巴等我说。她背靠宾馆的窗台，铝合金凹槽滑轨里还有落进的雨水，越积越多，更远处，黑夜被细密的雨丝切割、阻断，潮气悄无声息笼罩大地，又一个雨季潜入南方大陆。我说，去年十一月，我们到那儿，土地是龟裂的，车轮扬起的尘溅到眼睛里，颗粒大得很，幸好我近视，戴着眼镜，陈教授就倒霉了，一路拿护腕巾擦眼，后来索性把魔术头巾往上拉，把脸都盖住。胡丽丽边写边说，没有脸的陈建德。我拿起床头柜的一盒烟丢向她，说，说什么呢？你们搞新闻的不是讲究严谨吗？烟盒弹在她隆起的胸前，顺着绿色的裙子滑落地板，胡丽丽拾起来往回丢，说，搞娱乐新闻行不行？

我接住烟盒，抽出一根，点上。胡丽丽说，你继续，别管我就行。她回头打开了窗户，雨气扑进来，窗帘随风轻微摇晃，像个耳朵，象的耳朵。

去年初，我们从养鸡场回来，本是拍母鸡下蛋和鸡蛋破壳，幼小的肉体啄破蛋壳的那个瞬间，柔嫩、易碎，琥珀般纯净的画面被收进陈教授的佳能R5微距镜头。我正准备收起架好的设备，他却拐进了屠宰区，出来后，说上一组拍摄可以结题了。我也没多想，我们拍了很多诞生时刻，哺乳类，蛋生的，卵生的，还去海洋馆蹲过一个月，为了拍一只小海豚的出生。回来后，陈教授草草提交了结题报告，办了场小型展会。事后，一直在寻找新的母题，我也有几个提议，例如拍拍人像，小孩，老人什么的，但都被否了，其实他早就有数了。

正式开始拍摄死亡时刻是秋天，青蛙吐出的舌头，弹射在一只苍蝇身上。一条蛇，吞下一只石头缝里的老鼠。猎狗撕咬一只野兔。我们不设局，刻意让动物吃掉动物有些不人道，但有时候看一只活蹦乱跳的野兔突然被野狗咬住脖子，内心还是会咯噔一声。陈教授不会，手都不会抖，稳定器都不用，手掌托好，快门按下，画面就卡住了，这是他说的，卡住了，不上不下的，野狗介于吃与不吃之间，兔子也是，介于死与不死之间，一切只是一个平衡，我们捕捉了平衡点罢了。他疯狂沉迷于类似的捕杀时刻，我作为助手，很难提什么建设性的意见，我们去秦岭拍野狼，拍熊，走了三天，在树丛里藏着，对焦，捕捉到一头熊，还没等它进食，发现我们后就跑掉了。夜里的狼据说是凶猛的，我们灭了手电，只衬着月光，循着狼吠，走到山头，狼群也早就溜走了。那些动物嗅到人类会跑，恐惧是天生的吗？陈教授一言不发往山外走，出了山，我们回头望，雾气笼在半山腰，像一条条水泥盘山公路，山头也更像是一座人类建筑。他说生命不应该是畏惧，那些狼和熊在一定程度上是致命的，极具杀心的自然攻击性已经被无形中驯化了，这个你懂吗？这也是我们不去动物园拍摄的原因，铁笼里的老虎吃一块铁钩上的腐肉，凶猛的狮子钻过一个个打火机点燃的铁圈，那是马戏，蹩脚的马戏，跟自然规律无关，跟本质无关。深山里的野生动物，已经是藏的状态，早就被包围了，我们像射进山林里的子弹，弹孔已经遍布每一棵无辜的树干上了。

胡丽丽拽过木质沙发，背对窗台坐好，雨丝飘在头发上，令其服贴在额头，笔记本放在并拢的膝盖。她并没有在记，只是听我说。我把快燃尽的烟摁死在烟灰缸里，又捏起一支，继续说。

陈教授订了机票，我们乘坐卡塔尔航空，从广州出发，两天后落在满是沙尘的非洲草原上，马赛马拉自然保护区。导游是国内提前找好的，非常熟悉自然保护区的边缘地带，价格不便宜，车子也是配好的老款悍马，只有横杆，没有车窗，车座底下藏了把双管猎枪。导游想得极为周全，我们将要踏足无人之境，他用英语告诉我们枪支的使用方法，我仔细听，保险、子弹、折舌机关、管筒闭合，陈教授从包里拿出相机，开始旋上镜头。面前是枯黄的矮草，小腿的裤脚被草茎刮擦着，远处零星的树，像站岗的人，云状的树冠，耸耷着，却好似用力托举着什么。再往前走，就出了保护区，Every bullet has its billet，这是导游说的，每颗子弹都自有归宿，生死有命。陈教授也听懂了，径直往前走去，我心里一哆嗦才想起来，脚下踩着的土地，特不真实，距离我熟悉的校园大约一万公里，也不知道这一切是否值得。我握紧双管猎枪，看越野车掉头往回开。两天后，它会在原地接我们，我背了足够的食物，胸前挂着指南针和GPS定位装置，就这样，我们出了保护区，陈教授早已举起了镜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