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唐代，市场都是有一定的营业时间，城门、坊门入夜关闭，有比较严格的限制，京师则完全突破这限制，规定三鼓前不得禁止行人，神宗朝还规定旧城各门在三更一点闭，到五更一点开。目前京师有名的就有州桥夜市、马行街夜市等，营业直到三更。京师据不完全统计已有6400多家资本比较多的大中型工商业者，另有八九千家小商小贩。

然而商业发达，朝廷的商税进项就多。目前朝廷实施的城市商税主要分两种：一是商品营业税“住税”，税率千分之二十，二是商品流通税，税率千分之二十。对草市、集镇等次一等的商业场所，允许商人承包税款，称为“买扑”。商税已是朝廷财政的重要支柱，太宗时期，一年商税总额为400万贯，仁宗朝时就达到2200万贯，随后一直保持在1000万贯上下。按“过税”和“住税”的平均税率千分之二十五计算，1000万贯商税所支撑的是4亿贸易额，全国居民大概为2000万户，那么平均每户有20贯的交易额，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同时也反映出我朝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

对外贸易也非常活跃。除了与辽、夏等周边少数民族的贸易往来外，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的海上对外贸易。唐代沿海通商口岸只有登州和广州两处，海船航程的最远地点是波斯湾一带。而我朝沿海的通商口岸陆续增加到广州、泉州、明州、杭州、密州、秀州华亭县、青龙镇(通惠镇)和上海、温州、江阴等十几处。

朝延在有关通商口岸设置了外贸专管机关“市舶司”。而我朝海船的航程也更长，最远到达红海口的亚丁湾甚至东非。跟我朝通商的国家有50多个，其中我国海船直楼到达的有20多个。海上外贸取代了以“丝绸之路”为主的陆上外贸的地位。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全国对货币的需求激增。朝廷为适应这个需求，逐年增加金属货币的铸造，神宗元丰年间，每年铸铜钱506万贯，铸铁钱88万余贯，比唐玄宗时的铸钱额(每年32万贯)增加了几十万贯，但仍然供不应求，不断出现钱荒现象。

蔡鞗说到这里，蔡京便面露微笑，直接站出来打断道：启奏皇上，关于钱币之事及货币流通性，老臣接下来想具体跟皇上汇报下。其实蔡京此时打断儿子，也是在情理之中，一来对儿子蔡鞗的陈述已经十分满意，这么多的数字，儿子能够记住，也不辜负平时他的一番教导，另外恐怕再说下去，自己这个大宋的华尔街之狼，会被儿子抢了风头，毕竟对于钱币之事，蔡京是知根知底的，也是他亲手操刀的，由他来说不仅可以将其说透彻，也能让儿子留有余地，不会过分的显露自己，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保护，毕竟枪打出头鸟，现在的这个时间节点又刚刚好，不愧为老谋深算也。

对蔡鞗的陈述我是深感满意，毕竟商业非常的敏感，能将来龙去脉说的如此清楚，对数字的掌握又这么准确，他肯定是下了功夫的，便对殿内众人说道：蔡待制所言甚好，朕心甚慰，加赏为龙图阁学士。接下来那就请蔡太师直言。蔡鞗赶忙领封谢恩，众臣都对他投来羡慕的眼神，蔡京更是喜上门梢，便回复道：老臣遵旨，说起朝廷的货币，那就比较复杂和多样化了。首先按铸币材料分，铜钱和铁钱是正规的钱币，此外还有主要作为礼品和纪念品的金银钱。按面额分，一般有小品、折二、折三、折五和当十钱等，这几种钱有些是足值的，也有不少是贬值的虚价货币。按钱名和年号分，自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984)铸“太平通宝”钱开始，差不多每改一次年号就铸一种钱，而我朝更改年号又特别频繁，兼之钱名或称通宝或称元宝，因而钱名也极为繁复。按钱文书体分，则真、草、隶、篆皆备，一般来说，每种年号钱至少有两种书体，有时甚至有三种，称为“对钱”。

在行政体制上大宋属于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帝国，但货币流通却呈现出一种区域分割的态势，铜钱与铁钱的使用有着严格的地域限制，这也是朝廷货币制度复杂性的又一重要表现。早在五代十国时期，江南、四川等地政权就已铸行铁钱，目的在于控制本地区的金、银、铜钱等财货，免致外流。

之后朝廷陆续平定各割据政权后，在境内大部分地区使用铜钱，只有四川地区由于铜价昂贵，朝廷无力增铸，继续使用铁钱，因此开朝前期的铁钱流通仅限于四川。其后，由于对西夏用兵，军费开支浩大，为了满足财政需要，朝廷先后在北方的晋州(今山西省临汾市)等地铸造小品铁钱及当十大铁钱，甚至还在南方江(今江西省九江市)、池(今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饶(今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等州铸造铁钱，输往陕西以充军费，因而铁钱流通区域遂扩大到陕西、河东地区。至此，朝廷的货币流通格局基本固定，铜钱流通区包括开封府、京东西两路、河北路、淮南路、江南东西两路、两浙路、荆湖南北两路、福建路、广南东西两路等十三路，成都府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等四路专用铁钱，陕西、河东则铜、铁钱兼用。

太祖即位当年(960)就开始铸造“宋通元宝”，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开朝初期铸钱数量不大。其后朝廷不断在各地增设钱监，铜钱铸造量也呈上升趋势。到神宗时期，北朝廷的铜钱监已有十七处，熙宁十年(1077）的铜钱铸造额为三百七十三万贯，元丰三年(1080)增至五百零六万贯。哲宗即位后，裁撒了许多钱监，铜钱岁铸额有所下降，元佑六年(1091)岁铸铜钱二百七十五万贯。

朝廷小品铜钱用料为每千钱用铜三斤十两，铅一斤八两，锡八两，成钱重五斤，唯建州监增铜五两，减铅五两。到目前为止这个比例得到了较为严格的执行，因而小品钱成色足，质量优良。但至仁宗时期，西北地区铸币出现了严重问题。当时朝廷为了抵御西夏的进攻，在西北地区集结了大量军队，最多时有三十余万兵力。为解决军需供给，朝廷在西北的河东和陕西铸造流通了大铜钱和铁钱。大铜钱以一当十，而其实际重量只有小品钱的三倍，名实之间存在很大差距。铁钱又分大、小两种，一枚大铁钱相当于十枚小铜钱，官府铸造可获二十多倍的利润，小铁钱与小铜钱名义价格相等，铁贱铜贵，官府也有三倍之利。大铜钱、大小铁钱的名义价格与其实际价值严重不符，造成了西北地区货币的混乱局面。

由于铸钱有厚利可图，所以民间盗铸十分严重，虽死刑不能禁绝。结果质量低劣的钱币流行，大量优良的小品钱却被排挤，退出了流通领域，导致通货膨胀，给军民生活带来了极大困难。于是，朝廷府对西北的货币制度进行了一些调整。嘉祐四年(1059)将大铜钱由以一当十降为以当二，这样，它的实际价值与名义价格就基本相符，折二钱也由此定型，并于熙宁以后通行全国，大铁钱也降为以一当二，小铁钱则改为以三当一。经过调整，西北地区的货币制度趋于合理，货币体系维持了较长时期的稳定，这既有助于解决军需问题，也促进了西北商品经济的发展。

随着朝廷采铜能力的提高，铜钱的铸造量有了较大的增加，至神宗元丰时达到顶峰，每年为五百多万贯，是盛唐时期的二十倍。铜钱外流的数目也远超过了唐代，流出的方向首先是北方的辽、金、西夏等少数民族统治地区。这些政权本身开始铸钱的时间晚，且铸造数量少，因而商品流通过程中主要使用宋钱。针对这种情况，朝廷之初设立了所谓的“铜禁"。仁宗庆历元年(1041)规定，携带一贯以上铜钱出境，为首者就要处死。王安石变法期间，曾于熙宁七年(1074)一度解除了铜禁，北方沿边州军对铜钱出境只论贯收税。元祐更化后，恢复铜禁。尽管朝廷采取了种种措施，但是铜钱私入北方的情况还是一直存在的。

其次是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铜钱还不断流向海外。大宋居民从海外进口香药宝货等物品，除用丝、绢、瓷器等偿付外，还要输出金、银、铜钱。主要是流向日本、越南和东南亚地区，甚至还有远至东非沿海国家的。虽然朝廷一再申严铜钱入海之禁，还是无法完全遏制铜钱的外流。

铜铁钱面额低并且笨重，不便携带，加上铜铁钱分区流通，不利于商业的发展和各地物资交流。而隋唐时作为实物货币的绢帛本身不具备良好的材质，容易污损朽败，在我朝逐步退出了流通领域，在这种情况下，贵金属白银的货币化倾向日益增强，使用数量较前代大为增用，使用范围也显著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