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宋齐兴亡

第一节 元凶之变

文帝所任北伐失败，但是疆域并未减少，如若后世出现有作为之君主，尚可以成大事。但是北伐之后没多久，死于逆子之手，兵端已起，骨肉残杀，给外人以可乘之机。内部纷争多起来，更无暇顾及外部形势。不仅河南之地收复无望，就连淮北之地恐怕也很难自保。

文帝皇后袁氏，生下刘邵和东阳献公主刘英娥。文帝对皇后非常好，后来潘淑妃获宠，皇后感到愤怒，于是忧郁成疾。元嘉十七年，皇后去世。刘邵在元嘉六年就被立为太子。潘淑妃生有皇子刘濬，被封为始兴主。刘邵以潘淑妃与刘濬为患，刘濬也知道刘邵对自己心存疑虑，于是假装对刘邵顺从。文帝时，吴兴有一个女巫，自称能通灵。他的丈夫犯了罪，被抓起来了。后来这件事传到文帝那里，文帝与刘邵召见了那个女巫，竟被她所迷惑。刘邵与刘濬因王鹦鹉一事令文帝很生气，从鹦鹉家中抄出刘邵、刘濬书信数百封，其中大多都是巫蛊之言。文帝下令擒拿女巫，她逃到东宫躲藏起来。文帝打算废掉刘邵，杀掉刘濬。文帝第四子刘铄，他的妻子是江湛的妹妹。于是江湛劝文帝立他为太子，文帝征召刘铄入朝。没想到刘铄入宫后，文帝又改变了主意，打算立七子刘宏。讨论了很久还是没有定论。潘淑妃得知此事，急忙告诉刘濬，刘濬又告诉了刘劭。刘劭每夜都犒劳将士，王僧绰听说此时，马上报告了文帝，劝他早下决断，文帝不听。刘劭纠结两千多人，诈称文帝有命诛讨逆贼，闯入宫中。刘劭手下张超之将文帝和徐湛之一同杀死。又派人杀死了江湛与他的五个儿子，还有文帝身边的亲信数十人。

刘邵将要谋逆之时，曾派人征召萧斌与袁淑，袁淑不从，被杀死。刘邵将军队交给鲁秀与庞秀之掌管。荆州刺史刘义宣与雍州刺史臧质同举义兵。其后，豫州刺史刘遵考也起兵谋反，刘邵任命萧思话为徐、兖二州刺史，萧思话回到彭城后，也起兵谋反。武陵王刘骏以柳元景为先锋，刘濬劝刘邵统帅水师与叛贼决战。如果失败，就退保梁山。江夏王刘义恭认为贼军不习水战，不如以逸待劳，坐收渔利。刘劭赞同他的提议，萧斌极力劝阻，刘劭不听。刘劭对前朝旧臣全都心存疑虑，不敢委以重任。刘元景大军到达芜湖，倍道兼行，从江宁步行进军。刘劭派萧斌、鲁秀等人率精兵万人攻打柳元景，元景将其击败。刘劭又亲自率领心腹军队前来攻打，又被打败。萧斌等人投降，鲁秀等向南逃窜。义军攻克京师，刘劭、刘濬被杀死。武陵王刘骏即位，史称世祖孝武皇帝。

历史知识普及:孝武帝。宋孝武帝（刘骏，430年-464年），字休龙，小字道民，宋文帝刘义隆第三子，中国南北朝时期宋朝的第五位皇帝。

453年，太子刘劭弑帝之后，刘骏亲率大军讨伐，很快便击溃刘劭的势力，夺取了皇位，号“孝建”、“大明”，刘骏在位期间，加强中央集权，撤除“录尚书事”职衔，并分割州、郡以削弱藩镇实力；并铲除强臣。崇礼佛教，尊奉高僧僧导；诏令整肃佛门，勒令不法僧人还俗；464年7月12日，病逝于建康宫玉烛殿，8月27日，奉葬景宁陵，年谥号“孝武皇帝”，庙号“世祖”。

宋孝武帝刘骏，字休龙，小字道民，宋文帝的第三个儿子。元嘉七年（430年），八月十六日出生。十五岁时，立为武陵王，食邑二千户。《南史》记载刘骏：“少机颖，神明爽发，读书七行俱下，才藻甚美，雄决爱武，长于骑射。”

元嘉十六年（439年），都督湘州军事，任征虏将军、湘州刺史，兼管石头戍事务。

元嘉十七年（440年），升迁为使持节，都督南豫豫司雍并五州军事，任南豫州刺史，将军之职照旧担任，还负责石头戍。

元嘉二十一年（444年），又管辖秦州，晋升为抚军将军。

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因雍州刺史刘道产病死后，雍州境内的蛮族纷纷造反动luan，宋文帝为平息雍州群蛮叛乱，将刘骏外调为雍州刺史，担任伐蛮总指挥，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的襄阳、竟陵、南阳、顺阳、新野六郡军事、宁蛮校尉，持节、将军职务照旧担任。刘骏因此成为自东晋偏安江东后，百年来，第一位出镇襄阳的皇室成员。刘骏到境雍州后，在沈庆之、朱修之、柳元景、宗悫等将领的辅助下，大力在雍州境内招募北方流民组建伐蛮军，后来又接受了带着北方义兵南归刘宋的薛安都，组建了一支实力强大的荆雍兵。

元嘉二十五年（448年），调任都督南兖徐兖青冀幽六州豫州的梁郡军事、安北将军、徐州刺史，持节照旧担任，镇守彭城。不久，又兼任兖州刺史。

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宋文帝派出的东路北伐军被北魏击溃后，魏军在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指挥下，南下侵宋，攻占东平（今山东东平）、邹城（今山东邹县）。后来，魏军兵分四路南下，兵锋直指彭城，当时文帝诸子和刘宋宗室，多半畏惧魏人。唯独镇守彭城的徐、兖二州刺史的刘骏决心坚守彭城，但当时也驻在彭城的刘宋三军统帅的江夏王、太尉刘义恭准备出城南逃，刘骏和部下张畅力谏劝阻刘义恭留镇彭城。刘义恭才决意坚守彭城。拓跋焘率大军围攻彭城，宋军据城固守，魏军不能克，于是绕过彭城，奔向留城。刘骏派部将嵇玄敬率军提前进至留城，观察魏军的动向。魏军后攻留城，留城守军由于当地百姓协助，取得胜利，魏军遭到失败，于是又绕过留城，率军南行。后，宋文帝诏令刘骏从彭城领兵向北袭击屯驻于汝阳的北魏永昌王拓跋仁。刘骏接诏后，征发境内一千五百多匹马，亲率宋军直趋汝阳。北魏军只预计到宋的救兵从寿阳来，对彭城方向的守军掉以轻心。刘骏率军突然逼向汝阳，杀北魏军三千余人，烧其辎重。魏军大败，慌忙东走。然魏军探听到宋军后无援军，便引军突然反扑。宋军战败，刘骏在宋兵掩护之下得以脱险，最后仅有九百人生还，战马只剩下四百多匹。宋文帝下诏严厉责备刘骏，降号为镇军将军。后魏军北返，路过离彭城几十里处的安王陂暂时修养时，刘骏与其他彭城宋将请求刘义恭趁魏军劳师疲惫之际袭击魏军，但刘义恭畏惧不敢截击，并禁止将领私自带兵出击。次日，宋文帝诏令刘义恭全力追击魏军，刘义恭才派出一万人马出城追击。但北魏军提前得知了消息，丢弃铠甲，走小道，轻装加速撤回魏境。宋文帝听闻魏军平安返境，极为恼怒，斥责江北六州的刘宋守军。其中下诏责备彭城宋军未能及时在魏军北返途中拦截魏军，降刘骏为北中郎将。

元嘉二十八年（451年），刘骏晋升为都督南兖州、南兖州刺史，镇守山阳。不久升迁为都督江州、荆州的江夏豫州的西阳，晋熙新蔡四郡军事、南中郎将、江州刺史，持节照旧担任。当时刘宋境内的縁江蛮族趁刘宋北伐失败，府库空虚之际，举族兵数万发动叛乱侵犯江州，宋文帝派步兵校尉沈庆之等讨伐，由刘骏统领各路大军。刘骏随即率军与步兵校尉沈庆之合兵讨伐，刘、沈两路军队左右夹击，縁江蛮族的叛军不敌，仅不到两个月就纷纷溃逃，不久縁江蛮族的叛乱被彻底平定。

元嘉三十年（453年）正月，太子刘劭发动叛乱弑杀了文帝，而此时刘骏正受诏为征南将军、散骑常侍，统率军队在五洲（今湖北浠水西南），征讨叛乱的西阳蛮族。此时，刘骏的部下董元嗣从建康返回，将太子刘劭弑杀文帝的事情告诉刘骏，刘骏大哭。而此时，在建康弑父自立的刘劭写密信给辅助刘骏军事的沈庆之，让他杀死刘骏。沈庆之便拿着刘劭的信前去求见刘骏，将刘劭写给他的书信呈上。刘骏阅后请求与母亲辞别，沈庆之连忙说道：“下官蒙受先帝的厚恩，常常想要报答，怎么能做对不起殿下的事呢？今天的事情，只是要看力量如何，殿下不用担心。”而后刘骏与沈庆之商议起兵讨逆的事，商议完后，刘骏郑重地道：“家国的安危，就拜托将军了。”于是任命沈庆之为征虏将军、武昌内史，领府司马，进行部署，安排起兵之事。

不久，刘骏从江陵起兵，率军讨伐刘劭，先后攻克南洲，溧州等地。至新亭修建营垒击败劭军直逼建康，于是臧质等人响应，同举义旗，由于刘骏长年镇守在外，其军队也多历经过沙场征战，同时还获得各方军镇的支持。相比之下，刘劭的建康禁军显然逊色许多，因此建康的禁军很快便被刘骏的军队击溃。五月刘骏攻下建康，斩伪皇帝刘劭及二兄刘濬。刘骏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文武百官各赐爵一等，参加过征战的赐爵二等。对年迈、鳏夫寡妇 、孤儿、病残不能生存的，每人赐谷五斛。陈租旧债不再征收。被罚服长期劳役的尽量宽恕。并追封文帝庙号为“太祖”，谥号“文皇帝”。

孝建元年（454年），由于刘义宣担任荆州刺史长达十年，势力强大，荆州地区地广兵强，号称“江左第一大州”，往往也是之前的异臣叛乱的根据地。孝武帝即位后为加强对荆州地区的控制，下诏调刘义宣为丞相、扬州刺史，以削弱其实力，但刘义宣“一不遵承”，不愿交出兵权和离开荆州。后豫州刺史鲁爽、车骑将军江州刺史臧质、兖州刺史徐遗宝等人，因在刘骏即位后受冷落，不满刘骏重用雍州豪族势力，鼓动刘义宣起兵谋反。同年二月，刘义宣在荆州称帝，举兵起事。孝武帝随即任命安北司马夏侯祖、镇军将军、南兖州刺史沈庆之参与平叛，同时遣抚军将军柳元景屯兵采石，南豫州刺史王玄谟于梁山江岸筑却月城，陈舟师，据险扼守。二十六日，王玄谟进据梁山。徐遗宝率先被夏侯祖击败，弃众逃走。四月二十日，沈庆之在历阳的小岘大败鲁爽，斩杀鲁爽。五月十八日，刘义宣等率军进攻梁山，王玄谟手下出击，当时西南风猛烈，于是因风纵火，焚烧义宣舟船。义宣当时屯于西岸，营砦被烧毁殆尽，部队奔溃，逃于江陵，被捕获。同时，臧质命部将尹周之攻打西岸宋军胡子反部。当时，胡子反正要到东岸王玄谟处商议军情，闻听急忙赶回。此时，偏将刘季之正拼死抵抗，向王玄谟求救，王玄谟命崔勋之与积弩将军垣询之驰援。二人抵达后，尹周之已攻陷西岸堡垒，并杀崔勋之和垣询之，胡子反等逃回东岸。臧质又命庞法起兵进南浦，欲自后掩击王玄谟，但被垣护之的水军击败。后臧质在城南布阵。王玄谟留老弱残兵守城，率精兵出击。薛安都首先击溃臧军东南阵脚，刘季之、宗越又击溃西北阵脚，臧质大败。六月三日，臧质逃到武昌，被人斩杀，头颅在京城传递示众。

宋孝武帝刘骏即位后，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官制，法律，军制，户籍，礼制，税制等领域均推行了系列改革举措，历来为治制度史的史家所关注，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上，他加强中央集权，强化皇权。撤除“录尚书事”职衔，并开始以中书舍人戴法兴、巢尚之、徐爰等人处理中枢机要事务，形成后代所谓“寒人掌机要”的政治局面，而由士族担任的尚书令、尚书仆射只剩下在公文上签名的权利，孝武帝的集权化统治也被史书称为“主威独运，官置百司权外假”。孝武帝同时重用江东寒门沈庆之与伧荒北人柳元景，依照两人的功绩，先后提拔为三公，开启吴兴沈氏与河东柳氏攀升为南朝高门的起始之路，并开创南朝寒门、寒人以军功升为三公的先例。此外，孝武帝还提拔孤寒衰微的袁粲为员外散骑侍郎和侍中；拔擢寒门出身的颜师伯、颜竣成为高官重臣；重用卜天生、鲍照、宗越等寒门士人。

二、孝武帝通过改置州镇的办法削弱地方势力，他即位初，将扬州分为扬州及东扬州二州；将东晋以来废置不常的湘州（治今湖南长沙市）最后稳定地设立起来，分统原荆州所统长沙等八郡；后又分荆州、湘州、江州、豫州共八郡置郢州（治今湖北武汉市），横跨数州之间；东晋以来，雍州侨置于荆州之内，无实际统治区域，宋文帝曾分荆州襄阳等五郡归雍州统辖，治襄阳（今湖北襄樊市），孝武帝又进一步分荆州郡县充实雍州无实土的侨郡县，使雍州重镇形成，并废除荆州重兵来源的南蛮校尉，将其营户兵力一律迁至建康，有效地削弱了荆州，瓦解其“分陕”地位，荆州因此再也不能发挥其昔日威胁建康朝政的影响。自东晋偏安江左以来的百余年间数次威胁中央的荆、扬二州，经孝武帝的政区改革形成了荆、雍、郢、扬、东扬五州相互牵制的格局，东晋以来的荆、扬对立威胁京城建康的局面自此彻底终结。

三、创立典签制，加强对宗室和地方的控制。宋孝武帝还通过委任有真才实学的寒门士人担任州镇军府掌管文书的典签，使其往来于朝廷与州府之间，让他们负责传递州镇各项要务上报给中央审核，同时负责监督，传达中央命令和辅助地方州镇长官处理事务，并拥有随时将情况直接报告朝廷的权力，州镇起兵反抗朝廷的可能性大大削弱。至此到南齐，寒人掌机要、武夫掌兵权、典签控州镇成为惯例。

四、设立御史中丞专道制度，加强对吏治的整顿。孝建二年（455年），孝武帝令“（御史）中丞与尚书令分道，虽丞郎下朝相值，亦得断之，余内外众官，皆受停驻”魏晋以来，由于朝政官僚皆为士家大族所垄断，负有“掌督司百僚”职责的御史中丞之职始终不受重视，几乎沦为摆设。宋孝武帝为此设立御史中丞专道制度以提高和恢复御史中丞的地位，从而有利于吏治的整顿和加强。此制被后来齐梁陈所继承并被北朝所借鉴，此后御史中丞的地位和职权不断得到提高。

五、罢免侨户，实行土断。宋孝武帝即位后，为解决元嘉年间以来版籍混乱，南渡侨民不注户籍沦为流民的人数增多致盗贼蜂起，而南方土著居民依附于大族的人数也日渐增多的情况，采取撤并侨州郡县，罢免侨户，将流民和土地结合起来以统一侨户和土著的户籍的措施。于大明元年（457年）和大明五年（461年）先后撤雍州等各侨州郡县，合并新旧侨郡，并将无实土的侨郡县并在有实土的郡县上，将新旧侨户合籍并将流民落籍于实土郡县。

六、抑制兼并，限制士族封山占水。为解决元嘉中后期以来的士族豪强“熂山封水，保为家利”的巧取豪夺，大肆兼并使国家丧失大量户籍人口的局面，孝武帝于孝建元年（454年）和孝建二年（455年）先后颁布条例，限制士族封山占水，诏令官府与平民百姓交易，一定要公平合理。对官家占有的江海田塘，一律开禁。对皇亲显贵逐利，也一律禁止。对豪强大族的各园苑圈占面积太大，妨碍商业活动的尽量开放，给予贫民经营。后又于大明七年（463年）再次在全国诏令：“以前我曾下诏江河湖海山川，百姓可以捕鱼狩猎。但没过几年，不少地方就不遵诏令。名山大川，又多被重新圈占。有关衙门要严加清查，重申原来的规定。”

七、赦免兵户和奴婢，改铸钱币。魏晋以来，兵户和奴婢沦为一种为人所不耻的贱户。宋孝武帝于大明二年（458年），下诏军户免除军籍成为平民。大明三年（459年），又下诏，对正在服无期徒刑、官吏奴婢中的老弱病残者全都恢复自由 。鉴于元嘉末年因北魏南侵造成刘宋社会经济萧条，财政危机凸显，货币流通混乱，流通量减少，导致民间流通中的钱币的重量不断减轻，孝武帝于孝建元年（454年），改铸钱币，铸四株钱。这就是有名的“孝建四铢”。一方面整顿钱币流通混乱的局面，解决因经济衰退导致民间对钱币流通量的需求，另一方面则试图将财政大权收归中央以集中财权。

八、改革刑律，宋孝武帝对秦汉以来的审讯制度作出了两项重要的改革举措。第一，对凡是判处死刑的案件，郡太守必须亲自参加审讯，同时规定“若两千石不能决，乃度廷尉。神州统外，移之刺史，刺史有疑，亦归台狱。必令死者不怨，生者无恨”。第二，鉴于魏晋以来，刺史、太守皆带军职，甚至不少县令也带“将军”的称号，他们往往跋扈一方，“大辟之罪皆自己决”或借口执行军法任意杀人，而不顾正式的刑律，导致刑法制度紊乱“法不责众”的局面频繁出现，孝武帝于大明七年四月下诏说：“如果不是战场作战，不能再擅自杀人。如罪大恶极该当处死的，也应该遵循国家的法律条文先行上报，有关衙门要严加督察。再有违犯者以杀人罪论处。”这条诏令的颁布在当时是有十分重要的进步意义的。王夫之曾高度评价孝武帝此举，解决了三代秦汉以来诸侯官吏恃权专杀不能革除的问题，称赞孝武帝此举“法乃永利而极乎善”。

九、削弱东宫官属、加强皇宫禁卫，设置二吏部尚书，取消五兵尚书，将人才官员的铨选大权彻底收归皇帝手中。魏晋以来的郡县官多为士家大族把持，而且一任六年，时间很长，不仅加剧了官员分配的紧张，而且往往导致一些大族得以在地方不断壮大和扶持势力，刘宋初年曾对此进行改革，地方的郡县官开始增加了一定的寒门比例。孝武帝对此进行了进一步改革，诏令郡县官的任免应以实际才干为主，取消郡县官任免的入仕年限的门槛并缩短其任期，将郡县官的一任六年改为三年，同时重申刘宋武帝以来的官员选拔机制。

十、改革军制，孝武帝还进行了军制改革，早在大明二年（458年）就诏令罢除军户，后又于大明七年（463年），诏令废除世袭军职和世戍边防的制度（世兵制），汉末兴起的“世兵制”从此退出了南朝的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征兵制”和“募兵制”则开始复兴。孝武帝任内大力恢复秦汉以来的“征兵制”以逐步取代“世兵制”。

十一、改革礼制和僧官制度，孝武帝统治期间，大力弘扬儒学，建造孔庙，使自东晋南渡江左以来被废绝的祭祀孔子的典礼又被重新恢复，同时进行了系列的礼制改革，力图恢复礼乐制度，是魏晋南北朝历史上为数不多的热衷于礼制改革的帝王。此外，佛教方面，他一方面支持和弘扬佛教，礼敬高僧；另一方面又整肃沙门，改革僧官制度以防范僧尼干预军政事务，沙汰无品行的僧尼，整顿佛教不正之风。

十二、改革税制，宋孝武帝统治期间，对当时的税制也进行了改革。东晋时期的赋税和租调十分沉重，名目更是多得惊人。刘宋前期曾多次进行整顿和精简。到宋孝武帝即位后，又对两晋时期的租调“九品相通”的税制进行了进一步的改革，即不再分九品，转变为完全按照财产的多少纳税，孝武帝甚至实行占山格以进一步限制豪门大族避税，即“皆依定格，条上赀簿”，自当条上赀簿，一体纳税。孝武帝时的税制方法是以户为单位，按民户的贫富分等征税：资产多的多征；反之，则少征。总之，到宋孝武帝时的赀税已经完全具有了财产税的性质，这对财产少的贫苦百姓来说，确实减轻了负担。

孝建三年（456年），孝武帝因为历城（今济南）是军事要地，打算将青州州治由原先的东阳城移并到第一线的历城与冀州并镇以巩固边防。当时，朝中不少大臣都持反对意见，认为州治所在不宜移到第一线。这时，长期镇守青州的宁朔将军，青、冀二州刺史垣护之站出来说道：“青州北面有黄河、济河，又有很多池沼，不是北魏所要进攻的地方。每次北魏来掳掠，一定要通过历城，将青冀二州的州治所在合并镇守在历城，这是治理边境的谋略啊！如果我们把青州移镇到历城与冀州并置，那么北面靠近黄河，便于北人前来归顺，对近处，一旦北魏扰边，又便于集中二州兵力迅速遏制北魏侵扰，止息民患，对远方还可以宣扬我朝王威，因此青州迁镇历城是安定边境的上计。”孝武帝听后，极为赞赏认同。遂力排众议，下诏将青州州治由远离前线的东阳移并到第一线的历城与冀州并镇。

大明二年（458年），北魏文成帝拓跋浚派北魏伪散骑常侍、镇西将军、天水公拾贲敕文和北魏陇西王源贺率军侵犯刘宋青州，又使北魏窟坏公、五军公等率马、步军数万人渡过黄河下游的济水企图攻占刘宋在淮河以北的青州等地。刘宋青、兖二州告急，孝武帝以颜师伯为青州刺史，调积射将军殷孝祖赶赴前线，又派遣司空参军卜天生率领大军等会师，一起抗击北魏大军。颜师伯一月之内四战四捷，斩杀北魏大将树兰、窟坏公、五军公等人，击溃魏军。卜天生、殷孝祖等宋军将领率军击败北魏大将张怀之和北魏陇西王源贺。魏军全线溃败，宋军乘胜追击，接连收复杜梁、申城、东平、临邑、縻沟等在元嘉北伐期间被北魏侵占的济水北岸的城池，宋军将魏军赶回了黄河下游的北岸。魏军撤军途中，投河淹死的士兵不计其数。宋孝武帝听闻前线战报，嘉奖前线宋军战功，下诏说：“北魏驱派贼军，图谋侵掠边塞，辅国将军、青冀二州刺史颜师伯，运用谋略，指挥军队，随机应变。济州守军奋力搏斗，一月之中，四次报捷。下属将领指挥的军队和其他援军，也十分英勇，齐心协力报效国家，屡次斩杀北魏首领，大量歼灭敌人。朕因此大为嘉许赞叹，由衷高兴。宜派遣使者慰劳，并命令辅国将军府详细考评战功，及时上报朝廷。”

宋孝武帝在他的在位十一年，除平定早年叛乱的刘义宣外，还先后诛杀了南平王刘铄和武昌王刘浑，平定了竟陵王刘诞、海陵王刘休茂的叛乱。

元嘉三十年（453年），孝武帝称帝即位当年，南平王刘铄因归顺较晚，同时在任藩王时，两人就有间隙，刘铄时常讥笑和侮辱当时最不被文帝重视的刘骏，且刘铄在刘劭弑杀文帝后，归附刘劭，据兵抗骏。宋孝武帝刘骏即位后，以刘铄有异志，调刘铄为司空，赐药死，时年二十三。

孝建二年（455年），因武昌王刘浑与左右人戏作檄文，自封楚王的事件泄露。孝武帝命有司奏免刘浑为庶人，绝属籍，发往始安郡，并遣员外散骑侍郎戴明宝诘责，逼令自杀，时年十七。

大明二年（458年），海陵王刘休茂因性情急疾，欲自专，不满天天被刘骏派出的典签官监视，于是起兵杀了典签官，不久被镇压，孝武帝随后命人将其推在中门斩首，时年十七。

大明三年（459年），竟陵王刘诞知道孝武帝畏忌他，也暗作准备，借口魏人入侵，修整广陵城池，积聚粮草兵器以自固。有人告刘诞欲反，孝武帝下令将刘诞降爵，刘诞不服，抗命不受，并杀兖州刺史垣阆，据广陵谋反，并邀淮北诸镇参与。孝武帝命以始兴公沈庆之为车骑大将军、南兖州刺史，将兵讨刘诞，围广陵。城破，刘诞被杀，时年二十七。孝武帝听到广陵已破，刘诞死，高兴极了。他出宣阳门，命左右皆呼万岁。侍中蔡兴宗陪侍，独不呼万岁。孝武问他：“卿何独不呼？”蔡兴宗说：“陛下今日正应涕泣行诛，岂得皆称万岁！”

宋孝武帝大肆诛杀刘宋宗室，导致刘宋宗室羸弱，加剧了宗室对朝廷的畏惧和不信任，为其死后十几年间刘宋宗室进一步内斗直到灭亡埋下隐患。

宋孝武帝虽在其统治前期和中期对政治、经济等方面做出了一些有意义的改革举措，但是同时由于其本人生活奢侈和腐败，特别是在其统治后期，一改前期的息兵简政的风格，开始居傲自满，大兴土木、穷奢极欲乃至恣意妄为，加重了百姓负担，以致原本在他在位前期逐渐出现好转的刘宋，在他统治末年走向衰败。

从大明五年（461年）起，宋孝武帝越来越奢侈、纵欲。从东晋渡过长江南下以来，宫殿都是草草建造的，朝会或宴请也不过在东堂或西堂而已。刘宋建立后，也没有什么增加或改动。到了宋孝武帝的统治后期，就开始大兴土木，扩建宫室，墙上和柱子上都用锦绣装饰。对他宠爱的妻妾和臣属的赏赐，把国库内所有的东西都拿空了。他曾经毁掉武帝刘裕住过的屋子，在那里兴建了玉烛殿，和手下大臣一起前去观看，旧屋床头上还有一截土墙，墙上挂着麻葛灯笼和麻线蝇拂。侍中袁看完，盛赞武帝节俭朴素的品德。孝武帝没有回答什么，只是自言自语地说：“庄稼汉得到这种享受已经是很过分的了。”后又动员数万民力，在玄武湖北兴建上林苑。

宋孝武帝晚年，更是贪财好利，凡是刺史、二千石官员免官回京时，一定限令他们进献贡奉，同时，还和他们一块儿赌博，直到把他们的钱赢光才停止。在他统治的最后两年中的大部分的天数都是开怀畅饮，很少有清醒的时候。经常是伏在案几上昏睡过去，有时一旦外面有急事呈奏，他马上抖擞精神，整理好容装，一点酒意都没有了。

宋孝武帝晚年在龙山为埋葬宣贵妃，在山上开凿山路几十里，老百姓忍受不了这一艰苦的劳役，死亡、逃走的人很多。自从江南有葬礼以来，这一葬礼的隆重场面，还从来没有过。又给宣贵妃另建了一座祭庙。孝武帝在安葬殷贵妃后，几次和臣属来到殷贵妃的墓前凭吊。他对刘德愿说：“你哭殷贵妃，如果哭得很悲伤，我就厚厚地赏赐你。”话刚说完，刘德愿已经失声痛哭起来，捶胸顿足，眼泪、鼻涕都流到了一起。孝武帝大为高兴，就把豫州刺史的官职赏赐给了他。孝武帝又命令医师羊志也哭殷贵妃，羊志也鸣鸣咽咽地哭得极其悲痛。

大明七年（463年）十二月，浙江等地因为剧烈旱灾，造成严重的大饥荒，浙江十分之六的户口饿死逃散。但此时孝武帝刘骏已经病重。

大明八年（464）正月六日，孝武帝在病床下诏说：“东方去年收成不好，需立马组织货源赈济。贩米粟的商人，不征收途中杂税。”同年二月又在临终前，下诏说：“去年东方干旱，收成锐减。穷困之家离乡逃荒，流落街头，我很同情他们。可开仓放粮给建康、秣陵二县，适时赈济。若救灾不及时，导致社会动荡，要严加法办。”

大明八年（464）二月十六日，宋孝武帝刘骏在玉烛殿驾崩，时年三十五岁。遗命太宰刘义恭、尚书令柳元景、始兴公沈庆之、尚书中事颜师伯、领军将军王玄谟，五人担任辅政大臣，辅佐太子刘子业。同时诏令“刘义恭和柳元景进入内城居住，朝廷事务，无论大小，全都要奏启二人。如果有军务，就全都委托沈庆之处理。尚书府的事务，托付给颜师伯处理。统领外监事务，交给王玄谟处理。”七月三日，宋孝武帝刘骏葬于丹阳秣陵县岩山景宁陵，上庙号“世祖”，谥号“孝武皇帝”。

历史评价

首先必须公正评价宋孝武帝刘骏在其统治期间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其中如罢免侨户和推行土断之策，改善了版籍混乱的局面，使国家编户有所增加。又如限制士族封山占水和抑制兼并，在经济层面打击了豪强兼并的行为，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负担。还比如，大力提拔和全面起用寒人担任要职，进一步打破了门阀士族垄断政治的特权，将宋武帝时开始出现的寒人参与执掌机要之职的局面，推向了极致。南朝以后的君主，往往起用或倚仗寒人执掌机要。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敏锐指出宋孝武帝时全面形成的寒人掌机要的局面，对整个魏晋南北朝历史的转折意义。同时，刘骏统治期间也曾多次下诏劝课农桑，减免赋税，振济穷人和灾民。此外，宋孝武帝在位期间，滋养战马，加强军备，实行青冀并镇，多次击溃北魏侵犯，并收复了济水以北的失地，孝武一朝的军事较宋文帝时已有所好转。

但是到他统治末期则一改前期息兵简政之风，开始居傲自满，大兴土木，好酒奢靡，滥用民力，奢侈无度，又恰逢大明末年发生大面积旱灾，导致民生出现凋敝，致使其在位前期形势出现好转的刘宋王朝，在其执政末年又走向衰败，因此他又是一个“前明后暗”的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