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司马光·涑水记闻:

上以澶渊之功，待准至厚，群臣无以为比，数称其功，王钦若疾之。久之，数承间言于上曰：“澶渊之役，准以陛下为孤注，与虏博耳。苟非胜虏，则为虏所胜，非为陛下画万全计也。且城下之盟，古人耻之。今虏众悖逆，侵逼畿甸，准为宰相，不能殄灭凶丑，卒为城下之盟以免，以足称乎？”

赵恒又问：“然则如何可以洗此耻？”

王钦若曰：“今国家欲以力服契丹，所未能也。戎狄之性，畏天而信鬼神，今不若盛为符瑞，引天命以自重，戎狄闻之，庶几不敢轻中国。”

赵恒并未轻信王钦若，因此亲幸秘阁，召见右谏议大夫、龙图阁直学士杜镐，问之曰：“卿博通《坟》、《典》，所谓《河图》、《洛书》者，果有之乎？”

杜镐并不知道此问缘由，只是实话实说：“此盖圣人神道设教耳。”

上由是浸疏之。顷之，寇准罢，而天书事起。

于是，大中祥符元年，夏四月甲午，赵恒下诏:十月有事于泰山，遣官告天地、宗庙、岳渎诸祠。

乙未，以知枢密院事王钦若、参知政事赵安仁为泰山封禅经度制置使。

丙申，以王旦为封禅大礼使，冯拯、陈尧叟分掌礼仪使。

一场空前绝后的泰山封禅，轰轰烈烈的拉开序幕。

故世言符瑞之事，始于王钦若，成于杜镐所言。

九月下旬，程伟抵达东京，此时的人文习俗，已和后世相差无几， 又或者说，后世的民间习俗大多承袭于宋。

春节、元宵节、中秋节三大传统佳节，俱是因为盛行于宋，方能行成习俗，得以源远流长，代代不绝。

程伟首先找了家牙行，给杜镐送去一封拜贴，只有简简单单的四个字，‘子时拜公’。

人生七十古来稀，他可不想深更半夜把杜镐吓出个好歹。

之后，他又登上位于大相国寺内的资圣阁，作为当世的最高建筑，资圣阁既能欣赏城内美景，又不怕被人打扰，是尘世喧嚣之中，难得的清净之地，也是他心目中的最佳居处。

资圣阁高三十丈（约一百米）共七层，而同一时期、闻名后世的天清寺繁塔只有80米高。第一层为卢舍那大殿，常年对外开放，二层以上则是禁区。三、四、五层供奉五百金身罗汉，第六层供奉昭宪太后画像（赵匡胤之母），第七层供奉的则是佛牙。

程伟本以为能再见弥勒，谁知整个东京城都看不见他的影子，目之所及俱是欣欣向荣，虽未达到繁华顶峰，生机却无比旺盛，犹如十五六岁的壮硕少年。

寺庙这类的景观景致，程伟并不是太在意，反而对寺内、寺外的市井气息饶有兴趣。

明明是宗教场所，偏偏承担众多的交易职能，衣食住行、书画古物、说书唱戏无所不容，还有僧尼向游人兜售刺绣。

寺内空间辽阔，仅是中庭两院便可容纳万人，全国各地的商人进京交易，大多数都会借住于此。

相国寺紧临汴河，又是东京城最为繁华的地段之一，北去四里是皇城，向南半里是码头，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造就了日夜旺盛的香火。

说的没有错，的确是日夜，这个时候的东京城，并无宵禁，只有凌晨一点至三点的夜禁。

宋太祖赵匡胤于乾德三年四月十二日，诏曰“开封府令京城夜市至三鼓已来，不得禁止。“

此诏的颁布，明确宣告，宵禁虽未废止，却已名存实亡，只剩下三更始、五更止的夜禁，灯火彻夜可明，东京城由此变为不夜城。

不知不觉之间，夜已落幕，东京内外两城灯光璀璨，星星点点，似银河自九天坠落，镶缀人间。

御廊下，商铺陆陆续续地挂上白纸灯笼，光线摇曳，随风荡漾，两三百米宽、十来里长的御街，远远望去便似身躯微摆的巨龙、下一刻就会腾空而起！

游人如织，或是两两相伴，或是举家出行，不分贫富，没有贵贱，此时此刻，尽展笑颜。

程伟暗自感慨：

关于宋的强弱之分，后世一直争论不休。

说他弱吧，不算错。

先有辽，再有西夏、金、元，终宋一朝，边患一直未靖。

说他强吧，也对。

打的李唐时期和亲对象吐蕃满地找牙。

宋朝10万人以上的城市有40个，同时期的伦敦和巴黎加起来也才10万人。

唐朝时期人口最多时为8500万，而北宋末期却为12600万人。

唐朝时期财政收入3400万贯，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财政收入为15085万贯，财政支出为12677万。

宋初，吏治较为清明，再加上三司集财权，国库收入不计省陌、漂没。

后世，常有人质疑宋朝的财政收入，并没有达到一亿五千万贯。

其实，束草类的杂物不能算钱之说可以忽略，因为终北宋一朝，所有的财政收入都没有计算皇帝个人小金库“内藏库”。

元祐初期，户部尚书李常、侍郎苏辙主持修订了《元祐会计录》，苏辙还专门为此写了一篇《元祐会计录叙》，其中有载：“今者一岁之入，金以两计者四千三百。银以两计者五万七千。钱以千计者四千八百四十八万。绸绢以匹计者一百五十一万。谷以石计者二千四百四十五万。草以束计者七百九十九万。”

苏辙又说：“若夫内藏、右曹之积，与天下封桩之实，非昔三司所领，则不入会计。”

也就是说，皇帝小金库、户部右曹（元丰改制前为司农寺）的收入，不在统计之列。

户部右曹（元丰改制前为司农寺）掌常平、免役、坊场、坑冶、河渡、山泽、地利、榷货、户绝没纳之财，年收入大概在户部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之间。

只是金、银、铜钱相加就已经超过一亿万贯，并没有算田赋，这还只是神宗元佑年间的数据。

北宋最富裕的时期，不是中期仁宗时期，也神宗变法时期，更不是后期徽宗时，而是初期真宗时。

究竟有多富裕呢？

司马光所著涑水记闻有载:陈恕为三司使，真宗命具中外钱谷大数以闻，恕诺而不进。久之，上屡趣之，恕终不进。上命执政诘之，恕曰“天子富于春秋，若知府库之充羡，恐生侈心，是以不敢进。”上闻而善之。

主管财计的三司使不敢告诉皇帝、国库究竟有多少钱，怕皇帝乱花。

怕来怕去，陈恕去世四年后，赵恒还是决定把国库的钱都花光，这就是后来的东封西祀。

到了神宗时期，司马光曾感叹道：“近岁风俗尤为侈靡，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从侧面说明了宋朝的富裕。

真宗天禧元年至天禧五年之间，才是北宋财政收入巅峰时期，也是三千年的华夏封建史最为辉煌的时刻。

弱宋也好，强宋也好，这是三千年华夏封建史上，唯一一次还夜于民的朝代，虽然只是一座城市！

而赵恒，是这个朝代最好的皇帝，瑕不掩瑜，人无完人，是人就会有自己的喜怒哀乐。

他没有始皇帝那般暴虐，终其一生，爱民如子。

他也做不到唐太宗那般无情，与其争夺皇位的楚王赵元佐安享天年，病故于他去世五年后。

他没有汉武帝那般英武，身为九五之尊却能亲赴国难，天子守国门，他做到了。

他不如南唐后主李煜那般文采斐然，却能留下劝学名篇，流传千古，后世日日引用。

他重农桑，勤耕田，亲手试种占城稻，验证之后，方才天下推广，只因民以食为天。

资圣阁穿云而过，静静地矗立在夜色中，秋风徐来，出云之处似天上人间。

沉思许久，程伟自顾自地感慨道，“泰山封禅，对赵恒来说，也算是实至名归，天下太平，人心思定，民意站在他那一边。”

百米之下，忽然传来一声怒吼，“尔等何人？胆敢夜闯资圣阁！”

“是在叫我？”程伟皱眉寻思，资圣阁似绝顶孤峰，自己身在顶楼，无人可以窥视，难道是有人去开封府投书告发？谁这么缺德？

马上有人回答了他心中疑问，二楼传出一声怒吼，“我全身都是桐油！你们要是敢上来，我就点火自焚，烧了资圣阁，大家一块死！”

一时之间，阁楼下的二十来人俱是哑口无言，沉寂片刻，四十左右的中年僧人出面答道，“资圣阁向来都是奉旨开阁，没有陛下的旨意，任何人都不会踏足台阶半步。不论施主是什么人，请停下脚步，既能以死明志，想必是有所因由，还请明言，只要在相国寺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贫僧慧仁代表相国寺先应下了。”

“我要告状！”二楼那人带着哭腔回应。

“贫僧这就去请开封府李大人。”慧仁说。

“李濬说开封府管不了这事！”那人语带悲愤，还有一丝无奈，“他还说虚无缥缈之事，敲登闻鼓也没用！”

“还请施主明言所为何事，贫僧愿意明日奏于陛下得知。”慧仁一边毫不停顿的回应，一边在心底骂道，“李濬真不是玩意儿，‘枢密直学士权知开封府事’都管不了的事非要推给相国寺。”

“你们都管不了！”那人忽然崩溃，歇斯底里的哭喊道，“只有七楼的人才能帮我！”

程伟摇头苦笑，一个月来的辛苦白费了，老老实实的跋山涉水，还是被有心人看破了行藏。

“还有一个人？”慧仁大吃一惊，再次召来百十名僧人将资圣阁围了个水泄不通，同时上报开封府和皇城司，事归他们管，屎却拉在了相国寺。